历史不会忘记
《抚顺战犯管理所-让日本战犯“由鬼到人”》
主建筑入口
大门口
谢罪碑
（新闻广播记者李宣毓）年6月9号到7月20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两次开庭,公开审判铃木启久、武部六藏36名日本战犯。
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出现了令外国记者感到“不可思议”的一幕，所有受审日本战犯无一否认罪行、无一要求赦免。相反地,他们在法庭上痛哭流涕,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予以严惩,并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强烈谴责。
这次审判轰动了世界，因为这是在二战后，日本战犯接受的历次审判中，唯一的一次，全体战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甘愿伏法，国际史学界惊呼其为抚顺奇迹。
日前，新闻广播记者探访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参观了“改造日本战犯陈列馆”，近距离地了解了这段独特的历史。
抚顺战犯管理所坐落在抚顺市东北部的高尔山下，占地约3万平方米，原是日本侵略者在年为了囚禁中国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修建的一座监狱，史称“抚顺典狱”。年6月，改建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曾关押改造名日本战犯，末代皇帝溥仪等71名伪满洲国战犯，及名国民党战犯。
年7月,苏联将在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引渡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其中有伪满洲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第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等。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讲解员梁琳告诉记者：日本侵华的甲级战犯当年在审判后处以绞刑，这里关押了乙级和丙级战犯的一部分。
这些战犯最初多数对中国政府有敌对情绪，拒绝学习，要求释放回国，甚至集体向中国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对抗改造。改造“战争魔鬼”并非易事。
在改造日本战犯陈列馆，摆放战犯学习心得等陈列物对面墙壁上色彩亮丽的油画作品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我国政府在对各类战犯改造期间实行了人道主义的宽大政策，抚顺战犯管理所为管教人员制定了对待战犯的原则：恨其罪，不恨其人；惩其罪，救其人。管理所组织战犯开展政治学习,并指定日本战犯重点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等。同时，创造性地在下级战犯中采取了“忆苦思罪”的教育方式,收到了很好效果。“战犯学习委员会”就是应战犯的要求、抚顺战犯管理所批准成立的。
“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战犯严格实行“三个保障”政策，彰显人道主义精神。
当时，粮食供应短缺，管教人员每天只有两餐，主食多为“窝窝头”，战犯们却是一日三餐、顿顿细粮。管理所医务室的医疗设医院，部分战犯在战争中受伤致残，管理所为他们全部安装了假肢，很多战犯的疑难病症在这里治愈，管理所定期给战犯体检。国家还新建了俱乐部、体育场、图书馆和露天舞台，让战犯们在较好的环境中安心学习、自我反思，彻底认罪，重新做人。伪满洲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武部六藏患脑中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卧床四年，竟没有一处褥疮。良知的苏醒，常常使病床上的武部六藏“像个孩子一样放声大哭”，在接受审判前，武部六藏最终供述了全部罪行。
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德报怨，拷问着日本战犯沉沦已久的良知。战犯们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去反省战争的苦难，去审视他们自己的罪行。通过教育和改造，抚顺战犯管理所最终使昔日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在我国特别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面前低头认罪，甚至主动要求以死谢罪。
讲解员梁琳介绍说，在押的千余名日本战犯中，仅有45名被起诉。获刑最长的20年，最短的８年，而且刑期从年他们在苏联当俘虏的时候算起。
年6月至年3月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除１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告别会上，战犯代表曾声泪俱下地宣读《感谢文》：“只有中国人民，才是我们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们要把从各位那里得到的两件宝物——新的生命和真理，在后半生中为人民、为社会和平而奋斗。”
改造的成果还在延续着，抚顺奇迹还在上演着。年，获释日本战犯在东京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并在日本各地分设50多个支部，首任会长藤田茂。他们以“贡献于和平与日中友好”为宗旨，通过各种方式，反对侵略战争，推进中日友好。年，因成员风烛残年，中归联宣告解散。解散的当天，中归联的家属、子女以及日本青年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下设11个支部，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归联的精神。
年，中归联还主动集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修建了“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战犯自愿立起谢罪碑，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吉林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教授范征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内，一簇簇牵牛花爬满篱笆。讲解员梁琳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关于牵牛花的温暖故事。
记者看到，在日本战犯的谢罪碑旁，这些牵牛花旺盛地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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